洪武二年四川”说之我见

历史朝代 2020-09-1659未知admin

  莱州的63%以上村庄自称先世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自蜀迁入,表述方式大多为“明洪武二年自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四川成都府大槐树底下”之类的雷同的话,并且流传这次是由朝廷组织的。

  可是,稍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明廷至到洪武四年才平定四川,洪武二年四川仍然在明玉珍之子明升之下。再者,四川在当时是典型的人口稀少地区,明初45%的县因为人烟稀少都撤并了,为此在历史上有了著名的“湖广添四川的”大!四川本身人少,怎么还大量向莱州?

  洪武二年四川莱州之事竟然在《明实录》、《明史》中一点也没提到,倒是有莱州居民被朝廷迁往东昌府(今聊城一带)的记载,原因竟然因为莱州人口相对较多!

  我们知道,山东西部大多是大槐树、枣强等,胶东小云南占多数,为什么唯独莱州却大多数自称来自四川(平度、即墨等县也有部分四川)?为什么莱州方言的语调与山东东西两侧相差都很大?难道说确实是四川?

  我见到莱州几种自称洪武二年的族谱的记载,大多语焉不详,一句话带过,即便是洪武二年成立,可是到现在长支快的却仅传了20代,少的才15代,这与630多年的时间不相符,按照胶著居民的家谱,630年能传25——28代。如此推算时间应在“弘治二年”前后还差不多。张加洛同志就认为他家先祖应该是弘治二年迁来。再说,从大清一统志、山东通志等书上的人口来看,莱州府的人口恰恰是明朝中期的弘治年间前后大量减少!

  我们不妨可以认为,在洪武年间莱州人口起码与山东西部相比还不是少的前提下,从人口本来很少的四川近来如此多四川的原因只能一个:军籍部队换防。明朝实行卫所制度,到了地方要屯田,家属也跟随前来,自然是有可能的,曹树基先生称这种现象为“胶东半岛上的军界”,因为登州府的小云南应该也是军籍。

  还有一点,如果肯定有四川,那么可以认为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高比例,有的村庄应该是跟着别的村子附会的,因为很多村子自称“先世失考”。否则大家试想一下,大多数村庄始祖只有夫妇二人,如果比例真那么高的话,岂不是周围大多数是新村,每个村只有几个人,那么府志上的那些人口上哪里去了?全是城中的不成?只能是来到后,与当地本来就有的居民杂居。否则,每个村各只有几个人,恐怕连相互婚娶都成问题。

  比如海庙孙家,老人们自称五代末年的打狗孙妈妈是他们的先辈,但是家谱上却也说是孙姓洪武二年从四川迁居!这不是自相矛盾?柳林头程姓的家谱,乾隆年间自称是永乐年间从成都迁居,道光年间的又说是洪武二年,26年又成了自河南迁居。连自己都说不准,这样的记载可信度有多少?只能是捕风捉影,以讹传讹。

  所以我认为:四川当然存在,但没有那么多,这其中肯定有些是附会的。至于的时间起码没有洪武二年那么早,应该晚一点。

  莱州的崔姓应该就是胶著大族,最早是战国时期齐国王族之一,世居山东,元末崔琳任职栖霞巡检,遂家胶东,子孙后迁居莱阳县(今莱西市)桃花寨子,胶东崔姓大多是他们的后代。

  再就是于姓是胶东地区最大的姓之一,大多是文登大水泊、荣城斥山的分支,在胶东很广,怀疑莱州的于姓本来就应该是土著,后来并入了谱系。

  摘 要: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灾害频发,战乱不已,土著居民大量死亡或迁徙。明初为防御倭寇,加强海防,在胶东地区建立了众多卫、所,陆续地从刚平定的西南地区四川一带迁来大量军籍,与当地居民通婚并繁衍下来。由于明中期不断,倭患,大量土著居民渡海关外,导致当地土著人口比例下降。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族,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或因“先世失考”,后世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今莱州市)居民中明初四川的高比例。

  在今山东东部的胶东半岛一带县市区,存在很多明代四川及其建立的村庄,其中尤以莱州市(明代为掖县)最为集中。本文针对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的历史背景,参考正史、别史、方志和笔者征集到的部分族谱,以论证明代四川的存在及其在当地人口中占据高比例的原因。

  掖县,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渤海湾畔,衣山襟海,称“三齐之巨镇”[1](卷1,P178)。连同其周边地区,清人顾祖禹谓之“内屏青齐,外控辽碣”[2](卷36,P1661),地理十分重要。夏代境内置过国,为胶东最早的封国。商、西周时属莱国。周灵王五年(前567)齐灭莱,置夜邑。秦属齐郡之黄县。汉高祖四年(前203)于境内置掖县,为东莱郡治。西晋、南朝宋、北魏,相继为东莱国、东莱郡、光州治所。隋、唐为莱州(期间曾一度复为东莱郡)治,五代、宋、金、元因之。明洪武元年(1368)为莱州府治,六年降为莱州,九年复为府治。清沿之,至二年(1913)裁府留县,1988年置莱州市。

  掖县历史悠久,但现有资料可考的1000多个村庄中,明代之前所建者寥寥,其余多为明代四川及其所建。在沙河镇佛台子村,有一株三个成年人手接手才能合围的黑弹树,经专家鉴定树龄约600年,原产地恰是几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宝兴县一带。据当地近年的调查统计,境内现辖村庄,明代以前建立者个,明代805个,清代建立的183个村则多由上述村庄析出。[3](P102) 由此算来,明代四川的构成了今天当地居民的主干

  以境内的虎头崖镇为例,该镇共82个村,很多族谱提到,其始祖系明代自四川迁来。如大刘家村的《刘氏族谱》提到,“余家自明初由蜀迁莱,居掖县城西之大刘家疃”[4](P1),具体地点则是“始祖自成都迁居掖邑”。[4](P9)

  四川多来自所谓“成都府铁碓臼”,还有的来自奉节、德阳、鄷都、绵竹、夹江等县,虽然表述方式大多雷同且含混不清,但的确也是四川的地名。如县内望族宿氏始祖宿善甫,“四川嘉定州夹江县人,国初(明初)迁于东莱郡掖县。”[5](P1)

  同时,还需注意到,胶东地区有一些历史悠久、分布很广的大家族,最晚到金元时期已经有相当规模,其在当地人口中应该占有一定比例,如文登的丛姓、林姓,荣成斥山的于姓,即墨的田姓,栖霞的隋姓、柳姓、崔姓,黄县的鞠姓,莱阳的姜姓等。于姓早在元代时,即“东齐于氏皆斥山望也”[6](卷1,P18)。掖县境内的武官刘氏,“来之远矣,自唐及宋为望族。”[7](卷8,P260)

  《莱阳县志》曾针对莱阳县明初的“小云南”在人口中比例很高的现象提出质疑:“居民传说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然按氏族略,其为唐宋故家、金元遗民仅廿余族。……何以旧家若是之少?新迁如许之多?无论乡僻野老,莫能道其原委,即荐绅世家亦语焉不详。……以氏族论……宋庆历间……所载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岂尽转徙抑或丧乱?”[8](卷3,P492)言外之意,当时所剩土著漏户绝非极少数,明初留居的土著居民中除大族外,少数漏户为寻求族,采取联修谱的办法加入明初时迁入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也是有可能的。

  同样道理,因为掖县当地现存的族谱大多是明清甚至所修,绝不排除境内有一部分上述土著姓氏的因为“先世失考”而假托“原籍四川”的情况,这样会造成四川所占比例的虚高。因为很多族谱中的“盖闻”、“尝闻”等词汇,所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的语气。

  上文提到,掖县境内明代四川所建村庄居多。巧的是,建村的时间多集中在洪武年间,其中又以自称洪武二年(1369)者为最多,以下略举几例。

  东南隅翟氏家族:据二十五年(1936)《东莱翟氏族谱》载:“余家本四川成都府成都县人也,于大明洪武二年奉旨迁于莱之掖邑。”[9](P4)

  西关宋氏家族:据《宋氏家谱》载:其先世原籍四川,“明洪武二年徙居莱州府城西关,隶属西原社二甲。”[10](P1)

  西杜家杜氏家族: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杜氏族谱序》载,“掖之有杜氏也,自有明始,洪武初吾始祖思成公自蜀迁莱”[11](P3);另据咸丰四年(1854)《续修族谱序》载,“余杜氏,洪武二年肇迁于掖。”[11](P8)

  下埠程氏家族:据五年(1916)《东莱程氏族谱》载:“世传原籍河南”,“南宋之季避乱于蜀”,“明洪武二年……由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程家东迁山东莱郡,卜居于城西十八里处。” [12](P1)

  对于四川的迁居时间,上述族谱皆言之凿凿,且众口一词,皆为“洪武二年”。甚至笔者发现,在包括掖县在内的胶东一带,除四川外,无论是山西,还是一大批“小云南”,多称“明初”、“洪武初”、“洪武二年”,与掖县的四川时间惊人的相似。

  不过,据《明史》记载,直到洪武四年(1371)明将傅友德“下成都,四川平”[13](卷2,P17),四川才纳入明朝版图。此前,四川仍在夏明玉珍之子明昇之下,明王朝的诏令根本无法对四川产生效力,怎么可能会有四川居民“奉旨迁莱”的举动呢?

  清初邑人毛贽所撰《识小录》曾提到:“掖自金元兵燹后,土著者少,惟武官刘氏、坊北程氏、军寨吕氏、王西王氏七、八姓。余多成都人,永乐间所迁徙之小民也。”[14](卷8,P441-442)这里提到的时间与广泛传闻的“洪武二年”不同,而是“永乐间”,且境内也确有部分族谱能与之相印证,以下亦略举两例。

  东南隅林氏家族:据《东莱林氏支谱》载:“东莱林氏,原籍四川成都府成都县西门里槐树底下,明永乐中,一世祖讳山奉旨迁莱,遂为掖人。”[15](P1)

  柳林头程氏家族:据清道光十九年(1839)《程氏家谱》载:“我祖海于大明之初永乐时奉旨自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迁于莱郡掖北,卜居柳林头。” [16](P8)

  上述两条材料提到的时间便是永乐年间,地点也是“四川成都”。笔者认为,鉴于洪武四年(1371)明廷才平定四川一事,从逻辑上看,洪武四年之后到永乐年间前后一段时间,才是符合常理的大规模的时间。

  入宋以来,胶东地区一直战乱不止,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严重波及胶东。金代杨安儿“红袄军”于贞祐二年(1214)先后攻克莱州、登州(今山东蓬莱),并在莱州建立,金廷派大军才下去。蒙金战争又接踵而来,天兴二年十二月(1234年1月)蒙古军队占领莱州。这一时期胶东各地土著居民十不存一,原有六万余户、人口一向稠密的宁海州,“至金末大乱,死亡殆尽,元初宁海两县,只有五千余户”[17](卷3,P116),以至于当地居民“多系元明后新迁来者”[17](卷3,P117)。一场战争下来,幸存者竟然只有原来的十二分之一,足见人口损失之惨重。元中统三年(1253)李璮叛乱,“分兵掠益都、莱州” [18](卷121,P1974),又引发了莱州一带的一场兵燹。

  元朝全国后,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民族和疯狂的经济,造成北方地区人口增长缓慢。元末“红巾军”曾派东北伐军经海道进军山东半岛,先后攻克胶州、莱州。红巾军和元军在山东展开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流徙,动荡。

  进入明初,又有所谓“靖难之役”(民间俗称“永乐扫北”)。此役中,燕军的甚为严重,山东作为主战场,经济受到严重,这是造成山东各地人烟稀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永乐的一个原因之一。

  据《元史》记载,元末山东仅大规模的水、旱灾便有19次,或漂没民庐,或禾不入地,旱涝之年,蝗灾频至。至正十九年(1359)冀、鲁等地“民食蝗,人相食。” [18](卷51,P153)同时,瘟疫又多次在山东、河南、等地流行,各地“道皆榛塞,人烟断绝” [19](卷33,P579)。

  “今年六月份計劃投入使用的而菌種車間則正是因為這次疫情的突發,促使合作社改變了經營方式,購買車輛進行自主運輸,不僅節約了運輸費用,更能夠保障蘑菇產品的及時運達。而開展蘑菇深加工則既能增加品類,又能夠使收獲的蘑菇得到保鮮存儲。六月份即將投產的菌種車間,還將實現菌種的自培自銷,不僅降低了成本、更是產品持續性發展的有效保障”。呂建設說,下一步,合作社將會把電商和市場銷售相結合,運用商標品牌意識,形成完備的產業經濟鏈,積極帶動發展當地經濟,帶領村民穩穩當當地脫貧致富的道。(本報記者 李鐸 通訊員 劉新麗�攝影 苗煒)

  金元以来至明初,掖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十分严重:金章泰和六年(1206),“山东连岁旱蝗,沂、密、莱、莒、潍五州尤甚。”[20](卷95,P2105);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正月甲戌,“淄莱大水”[18](卷6,P121);至元七年(1270)三月戊午,“益都、登、莱蝗、旱”[18](卷7,P128);八年(1271)六月“淄莱……诸州县蝗”[18](卷7,P136);成五年(1301),登州、莱州等州大水[18](卷20,P439);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52)七月,“掖县虸蚄(即黏虫)生,害稼”[18](卷51,P1111)。

  明初,云贵高原仍为元朝所占据,屡招不降,明 于洪武十四年(1381)命大将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军击溃元军,此即“乌撒之战”,大军进驻后即展开军屯,范围遍及云、贵、川。

  为巩固边防,安定,明 创建了卫所制度,实行军屯制,寓兵于农,守屯结合,以屯养兵。针对“倭寇山东滨海郡县”[13](卷2,P15),明廷按照“跨县设所,连府设卫”的原则,在山东设立了济南卫、莱州卫、安东卫、鳌山卫、灵山卫、大嵩卫、靖海卫、宁海卫、成山卫、卫等卫,下面还有众多千户所、百户所,屯兵。莱州府周边“罗山亘其东,潍水阻其西,神山距其南,渤海枕其北”,“形势为东邦之冠”[21](卷1,P34)。而掖县作为府治,“走青登两郡之冲,雄跨七邑而掖其首也”[1](卷1,P12),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洪武三年(1370)设莱州卫,“在府治东南”[22](卷5,P10),下设五个千户所。

  为充实沿海地区卫所,明从乌撒卫一带即今云南、四川等地迁来大批军户,实行军屯,仅莱州府南部的即墨一县,明代建卫所、军屯而迁入的人口就达7万多人。著名学者曹树基先生认为胶东地区军籍相当多,称这种现象为“胶东半岛上的军界”。[23](P191)来自西南地区的属于军户迁移,按照明代的军屯制度,每个军人受田,发给耕牛、农具,并可以带家属、子女住在卫所。明代军户是世袭的,不能脱离军籍,被移来的军户就成了常住居民。

  掖城赵氏家族在明代因为出了吏部尚书赵焕、学者赵士喆等,而在当地闻名。其始祖赵守义就是因为“明初任金州卫经历,以防御海寇,功擢佥事,因家东莱”[24](世谱卷1,P1),而其祖籍则是“四川成都府红花市内”[24](卷首,P1)。

  

  发生后,即便在“安土重迁”的古代,百姓也会四处逃难,可怎会鬼使神差般地选择同样一个方向呢?更何况是几千里之外的渤海之滨?如果不是有组织地迁移军户,单纯对普通百姓进行万里,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在史籍中,有洪武末期莱州府居民被朝廷迁往东昌府(今山东聊城一带)的记载,原因是因为到了此时莱州府二州五县人口又相对较多了。

  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监察御史张式奏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无恒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19](卷216,P3185)三年后,山东布政司向朝廷请求:“青、兖、济南、登、莱五府,民稠地狭;东昌则地广民稀。虽尝迁闲民以实之,而地之荒闲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顷、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顷、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并小民无田耕种者,皆令分丁就东昌开垦闲田,庶国无游民,地无旷土,而民食可足也。”[19](卷236,P3451)最后,“上可其奏,命户部行之。” [19](卷236,P3451)七月,“山东布政使杨镛奏: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19](卷239,,P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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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一个问题,在洪武末期莱州府的人口与山东西部地区相比已经是“地狭人众”。显然,这是由于此前大批四川陆续迁入造成的。

  尽管有大量迁入,但整个明代前、中期,见于记载的登、莱二府土著人口锐减却一直是相当明显的。《掖县志》载:“宪成化六年(1470)大饥;八年(1472)大饥,人相食。”[1](卷5,P108)

  弘治年间(1488——1505),登、莱地区的土地抛荒和人口外流已十分严重。南京右御史何瑭描述道:“山东登、莱等处,荒田弥望……久荒之处,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又无农具种子可用……”[25](卷1,P477)至于沿海地带,时人王世贞在《议防倭上傅中丞》中更指出:“倭诚可忧,忧不在山东也,青、登、莱,沿海也,皆瘠卤,数十里无人烟,不足中倭欲也。”[26](卷332,P3544)青、登、莱等府沿海人口之稀少已经到了对倭寇没有吸引力的地步。

  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大饥”、“人相食”、“大水”、“”、“地震”的字样于史志,足见明中期灾荒之频繁。与此同时,“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梗绝”[13](卷16,P205),其中刘宠、刘宸所部十万人于正德六年(1511)二月攻破莱州城,莱州卫指挥使,加之倭寇的不止,土著居民遂大规模外徙。

  洪武二十四年(1391)莱州府辖区二州五县的在籍人口共76万,登州府辖区一州七县的在籍人口共73万,可到嘉靖五年(1526)100多年间,莱州府的人口仅增加了16%,而登州府的人口反而又减少了39%。[27](卷8,P18)曹树基先生即指出,这时期登、莱二府人口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土著居民大批越海迁入辽东半岛所致。[23](P201)

  综上所述,明初陆续平定西南地区之后,考虑到胶东人口稀少与沿海地区的倭患,从四川、云南一带向胶东莱州府一带新设的卫、所迁移军户驻防屯种,北方罕见的600多年树龄的黑弹树在掖县的出现就是600多年前四川存在的明证。当然,在迁移的时间上,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较长的时间段,从洪武四年之后一直到明中后期,其中尤以洪武、永乐之际为集中,清一色的“洪武二年”表述并不准确。这些军籍来到后,在当地屯种,与土著居民杂居、通婚。由于灾荒、倭患等原因,土著居民大量渡海关外,而军籍世袭,军户不便外移,因此土著人口的下降,恰恰凸现了军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族,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联修谱,共叙辈分,久而久之,以假乱真;或因“先世失考”,后听途说,,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居民中明代四川的高比例。

  [1] 张思勉等.(乾隆)掖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辑):第45册.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联合出版,1991.

  [7] 侯登岸.掖乘[M]∥山东文献集成:第2辑,第19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8] 梁秉锟等.()莱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辑):第53册.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联合出版,1991.

  [14] 毛贽.识小录[M]∥山东文献集成:第1辑,第25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17] 赵等.()牟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辑):第55册.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联合出版,1991.

  [21] 严有禧等.(乾隆)莱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辑):第44册.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联合出版,1991.

  [25] 何瑭.柏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7] 陆釴等.(嘉靖)山东通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 “八大家”是清末时期掖县(今莱州市)匡郑徐家村大商人徐大邦及其的统称,因其孙辈有八人各立堂而得名。

  匡郑徐家村位于莱州市沙河镇驻地东4.2公里。258户,676人,耕地620亩。明洪武二年(1369),徐姓由四川成都府铁碓臼徐家迁此立村,因当时用筐盛着家当肩挑而来,故取村名筐盛徐家。1945年后,演变为匡郑徐家。1958年,简称徐家。因重名,1982年,恢复原名:匡郑徐家。

  战争后,中国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随着烟台、青岛的相继开埠通商,掖县一带的传统商业也被纳入到国际市场之内。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草辫商人云集沙河镇附近,西杜家的“汇昶”、“恒祥”、“太平府”,大珍珠的“四大中和”、湾头的“东昌荣”,幸台武家的“洪祥益”,海郑张家的“张通聚”等,经营草辫的大商如同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此背景下,徐大邦及其儿子徐日兴、徐日祥也靠经营“恒裕”草辫庄而发家,家产达百万余,堂“敦善堂”。

  徐日兴、徐日祥兄弟二人各生有五子、三子,叔兄弟共计八人,继承家风,各立门户,堂分别为:同善堂、乐善堂、福善堂、岭西堂、联辉堂、永庆堂、永远堂、永陞堂,时人谓之“八大家”。“八大家”分别经营有恒升裕、恒升泰、万合成、永昌义、永昌、永昌恒、永昌祥、永昌隆等辫庄及两处油坊,在沙河镇上尚有恒升同、恒兴同及万年铺三个商。此外,徐家在青岛、济南、烟台、天津、汉口、上海、南京、浏阳等地亦有各类行业的字若干。

  莱州市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地处东经119°33’~120°18’, 北纬36°59’~37°28’,东与招远市接壤,南依大泽山与平度市为界,东南与莱西市为邻,西、北濒临渤海之莱州湾,西南隔胶莱河与昌邑市相望。市境南北最大纵距53公里,东西最大横距68公里,辖11个镇、5个街道,1063个自然村,总1878平方公里,人口86万。

  莱州历史悠久,夏代寒浞封子浇(音nao)建立过国(过城在今三山岛街道过西村东),是胶东半岛最早的封国。商为莱侯国(治所在今龙口市归城),纣王时筑有沙丘城,在今程郭镇驻地。西周、春秋时为莱子国,公元前567年齐灭莱,置夜邑,相传得名于“东莱有日夜出”,古代“夜”与“掖”通用。齐国凭借莱之鱼盐之利兴盛。因莱地处于齐之东,故称“东莱”。秦属齐郡之黄县(治所在今黄城集)。(

  西汉高祖四年(前203),在今市境置掖县,以掖水命名,为东莱郡郡治,辖黄县、腄县、掖县、曲成、牟平、东牟等十四个县。西晋为东莱国,南朝宋为东莱郡,均治于掖县。北魏皇兴四年(470),分青州东部置光州,治于掖城,以境内光水 (今三里合子河附近)命名,辖东莱、长广、东牟三个郡,17个县。

  隋开皇五年(585)废东莱郡,改光州为莱州,辖县九,仍治掖城。大业年间(605——617)复为郡,辖掖县、卢乡、观阳、昌阳、黄县、牟平、文登等七县。唐武德四年(621)置莱州,天宝元年(742)改为东莱郡,乾元元年(758)复为莱州,领县四,属河南道。五代因之。宋属京东东,领县四:掖县、胶水、莱阳、即墨。金曰莱州,设定海军节度,属山东东,辖县五:掖县、胶水、莱阳、即墨、招远。元初属益都,中统五年(12)属淄莱,至元二年(1265)属般阳

  明洪武元年(1368)升为莱州府,治掖城,登州、宁海州皆归其管辖。六年(1373)降为莱州,九年(1376)复为府,辖平(度)、胶二州和掖、潍、昌(邑)、高(密)、即(墨)五县。

  清沿明制,康熙五年(1666)设登莱道,治于莱州。康熙三十七年(1698)改为登莱青道,仍治于莱州。乾隆年间(1736——1795),将掖县划分为储积、龙德、神山、临过、仙化、进士、八里共七个乡,下辖八十三个社。

  光绪三十一年(1905),胶州(含高密、即墨)直隶。宣统二年(1910)清廷划莱州为城区、沙河区、储积区、龙德区、福禄区、神山区、仙化区、掖源区、临郭区、淇水区、朱桥区、西由区,区下设社、村。

  二年(1913)裁府留县,1914年属胶东道(治烟台),1925年改属莱胶道(治胶县)。1928年废道,直属。1931年国民将掖县划分为若干区,区下设乡,设村。1938年,日军侵入掖县,3月玉皇顶武装起义,摧垮了日伪。1940年以城区大十字口为界,划出掖县南部成立掖南县。

  至1950年掖县管辖掖城、临城、保旺、沿海、过西、午城、西障、庙山、崮山、三元、梁郭、后坡、双山等十四区及朱桥镇;掖南县管辖凤山、黄山、土山、郭家店、庙埠、文峰、大山、朱马、虎崖、海郑、幸台、沙南等十四区及沙河镇。

  1956年,掖南县并入掖县。1983年11月属烟台市。1988年撤销掖县建立莱州市,为辖县级市,烟台市代管。至20世纪末曾管辖莱州、土山、沙河、寨徐、夏邱、柞村、南十里、东宋、珍珠、旺、神堂、大原、朱由、过西、平里店、三山岛、西由、苗家、朱桥、金城、梁郭、程郭、三元、驿道、曲家、店子、柴棚、郭家店、仲院等29处镇。2001年辖区调整为沙河、土山、虎头崖、夏邱、柞村、平里店、朱桥、金城、程郭、驿道、郭家店等11处乡镇和文昌、永安、城港、文峰、三山岛5个街道。

  莱州虽然历史悠久,但现有资料可考的1042个村庄中,明代以前建立者只有个,明代建立的多达805个,世传洪武二年(1369)建村的即占了579个,多称洪武二年自四川迁居;清代建立的183个村,则多由本地(多是上述所建村庄)析出。2

  莱州存在四川是事实,沙河镇佛台子村东农田中,有一株主干粗壮、枝繁叶茂,高9米,冠径14米,胸径1.6米,三个成年人手接手才能合围的古树,专家鉴定是一棵黑弹树,树龄约600年,原产地为四川省宝兴县。这与流传的洪武年间四川王舜禹建村无论从时间还是地点上讲,基本上都是相符的。

  如:任姓是莱州西部的大族,分布在该镇西原、东大宋、西大宋、东小宋、西小宋、东宋、新庄、前桥等村。据西原村《任氏族谱》记载:“明洪武三年,任姓由四川成都府新都县枣林庄迁居山东莱州府掖县。永乐年间,再迁此卜居安宅。左镇游优山,右据马埠寨,前临平原,北倚大海,山明水秀,故名西原

  西大刘:明洪武二年,刘姓由四川迁此立村,以姓氏取名大刘家。一九六二年,分为两村,该村居西,称西大刘。

  贾家村:明洪武二年,王氏姊妹五人由四川迁此,其中一人嫁与周姓居此立村,取名王氏贾家。清末,简称贾家。

  西十里堡:明洪武二年,杨姓由四川迁此立村。古时每十里设一堡,该村位于掖县城西十里处,故取村名西十里堡。

  朱流:明洪武二年,张、史、刘三姓由四川迁此立村.西倚游优山,每逢汛期,游优山之水便分数股流经该村向北注入渤海,故取村名诸流。清末,演变为朱流。

  西高家村:明洪武二年,高姓兄弟三人由四川迁此立村,以姓氏取名高家,也称姚家沟高家。因重名,一九八二年,以其方位更名西高家。

  从以上不难看出,这些村庄的表述方式大多是些既雷同又含混不清的话。莱州其它村,也大都 “明洪武二年自四川成都府东门里铁碓臼某家”、“四川成都府大槐树底下铁碓臼某家”之类,并且流传这次大多是由朝廷组织的军户,是“奉旨”

  即便是个早期村庄中,又有相当多的村仅仅是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而居民仍然是明代的后代。如:城港街道朱旺村历史悠久,据《莱州市志》记载,西汉高祖四年(前203),在今莱州市境置掖、当利、阳乐、阳石、临朐、曲成6县,均隶属青州东莱郡,郡治掖县城。临朐故城在今城港街道朱旺村。《掖县全志》载,“临朐,城北二十五里,汉县”。颜师古云:“齐郡已有临朐,而东莱又有此县,盖各以所近为名也”。《汉志》注云,“(临朐)有海水祠”,即今海庙。明洪武二年,杨姓由四川成都府大槐树底下铁碓臼迁来居住,为吉利取村名朱旺。

  明代以前建村的并且后代延续至今的似乎都不多,如虎头崖镇西葛家、西王家二村都自称是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由临淄迁来。但奇怪的是,这两个毗邻的千年古村,繁衍到今天,竟然都不足百户。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明廷至到洪武四年(1371)才平定四川,洪武二年四川仍然在明玉珍之子明升之下。再者,四川在当时是典型的人口稀少地区,明初45%的县因为人烟稀少都撤并了,为此在历史上有了著名的“湖广添四川”的大!四川本身人少,是典型的接纳区,怎么还大量向莱州?

  洪武二年四川莱州之事在《明实录》、《明史》等正史中竟然没提到,倒是有莱州居民被朝廷迁往东昌府(今聊城市一带)的记载,原因竟然因为莱州人口相对较多!

  先给率以比较明确的定义,又以遍乘、通约、齐同等三种基本运算为基础,建立了数与式运算的的理论基础,他还用“率”来定义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方程”,即现代数学中线性方程组的增广矩阵。

  洪武二十五年(1392),山东东部的人口开始向东昌府迁移。是年二月,“监察御史张式奏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无恒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4三年后,山东布政使司向明廷请求:(

  “青、兖、济南、登、莱五府,民稠地狭;东昌则地广民稀。虽尝迁闲民以实之,而地之荒闲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顷、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顷、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并小民无田耕种者,皆令分丁就东昌开垦闲田,庶国无游民,地无旷土,而民食可足也。”5

  最后,“上可其奏,命户部行之。”七月,“山东布政使杨镛奏: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6

  所有这些,说明一个问题,明朝初年尤其是洪武年间,莱州府的人口并不稀少,起码与山东西部地区相比是这样,可称得上“地狭人众”。那为什么今天的居民中大多自称四川,而土著居民少之又少?(

  笔者见到莱州几种自称洪武二年的族谱的记载,大多到现在族中长支仅传了20代左右,少的才15代,这与630多年的时间不相符。

  如笔者的家族——莱州城西程氏,据五年(1916)修《程氏族谱》载,“世传原籍河南”,“南宋之季避乱于蜀”,“明洪武二年(始祖程钮)由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程家东迁山东莱郡,卜居于城西十八里处。”

  按:洪武二年即1369年,若程钮30余岁迁居,则应生于1335年前后;另据谱载,钮曾孙虓及玄孙志保俱为明万历年间人,即生活在1573——1620年,据此推算钮当生于1435年前后,若30余岁迁居,则时间在明弘治年间,与洪武年间相比,差了足足100年,怎能于洪武二年迁掖?

  按照胶著居民的家谱,630年能传25—28代。反过来,如果代数是正确的,按20代左右前推,迁入的时间应在明朝中期即“弘治二年”前后还差不多。原全国副、莱州单山村人张加洛少将就认为其先祖应是弘治二年迁来7。

  并且的确有一些村明确称是明中期建村,如:南十里堡、魏家、西小于家、东庄头、关家桥、崖头孙家、崖头由家等,当然也是来自四川。

  崖头孙家村碑载:“明万历二(1600),孙、邱二姓由四川迁此立村,临土崖而居,且孙姓较多,故取村名崖头孙家。一九四五年后,简称孙家。”

  崖头由家村碑载:“明成化十六年(1480),由良臣自四川迁此立村,此地当时有一个大土崖子,故取村名崖头由家,一九四五年后,简称由家。”

  莱州林家北流村碑依据族谱记载,“明洪武二年,林姓由四川迁此立村,村西临河,河水北流,故取村名林家北流,后简称林家。一九八二年,因重名而恢复原名:林家北流。”莱州其它林姓村大都也是清一色的“四川”。

  但是据清道光八年(1828)栖霞林家亭村林子彦《林氏世谱》载,“先祖 林江,字德实,福建莆田县道口村人,宋末进士,任山东登州刺史,因兵乱不能归,遂入籍栖霞县荆夼里(今东荆夼),德实兄弟三人,二祖入福山县籍,今文登、荣成林氏皆福山移居者;三祖入掖县(今莱州)籍。此林姓来山东三大支也。”

  笔者注意到,在胶东地区,无论是、枣强,还是一大批的小云南,多称“洪武二年”、“明初”、“洪武初”,与掖县的四川时间惊人的相似!问题也是明初云南尚未纳入明朝版图。而莱州府南部崂山、城阳一带,云南大多在永乐年间。

  “居民传说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然按氏族略,其为唐宋故家、金元遗民仅廿余族。余各姓除从军或流寓外,历年尚少,则凡传二十余世,历五百余岁者,大率相同。而能确定其原里居,亦无多。族十漫称云南,又谓有占山买山,宋元旧家则为漏户。及诘其所以迁徙及何以占山买山?何以旧家若是之少?新迁如许之多?无论乡僻野老,莫能道其原委,即荐绅世家亦语焉不详。”8

  关于小云南,一说为“豫南”之讹,亦有说在安徽,还有的认为“阴山之南,恒山之北,昔以云称”,如此便成了“云中之南”,这里姑且不谈孰是孰非.

  《莱阳县志》已对高比例提出质疑,认为:“以氏族论……宋庆历间……所载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岂尽转徙抑或丧乱?”9《乳山市志》的观点是土著姓氏“为寻求族,加入元末明初时迁入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如果对比的,是有道理的。

  很多“云南”家谱,所用地名为清代称谓,另外云南、山西混用,“大槐树”三个字无论云南、四川、山西都有使用。对于“洪洞县”、“大槐树”、“小云南”、“乌撒卫”用的非常多,而且都很相似且明显混乱:“山西小云南”,“云南昆山”(昆山实为江苏一地名),“云南海州”(应是现在江苏赣榆、连云港一带)。

  小寨子村《张氏族谱》载:“吾祖张氏闻先人祖居小云南乌撒卫十字街大槐树下,明初以武功得高位,支庶分袭。自千户讳徽,百户讳清,兄弟二人筮仕即墨。徽任鳌山卫城,清任浮山所卫,分守海隅。”

  在明初,莱州人口(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胶东)虽然与过去相比锐减,但起码与山东西部相比仍较稠密。从当时人口本来很少的四川等地迁来如此多的四川中,大多是“奉旨”随部队从一些卫所前来的家属,他们被编入军籍,来到后驻扎屯种。明代今莱州境内就有莱州卫,下面还有几个所。著名学者曹树基先生认为胶东地区军籍相当多,称这种现象为“胶东半岛上的军界”。

  尽管有大量迁入,但整个明代前、中期,见于记载的登、莱二府人口锐减却一直是相当明显的。弘治年间(1488——1505),登、莱地区的土地抛荒和人口外流已十分严重。南京右御史何瑭描述道:“山东登、莱等处,荒田弥望……久荒之处,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又无农具种子可用……”11至于沿海地带,时人王世贞更指出:“倭诚可忧,忧不在山东也,青、登、莱,沿海也,皆瘠卤,数十里无人烟,不足中倭欲也。”12登、莱二府人口之稀少已经到了对倭寇没有吸引力的地步。并且这里提到了“新集之民”,数量一定不在少数,否则其状况不会引起地方官高度注意。

  据《山东通志》记载,即便到了明国20多年后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莱州府辖区二州五县(平度州、胶州、掖县、潍县、昌邑县、高密县、即墨县)的在籍人口总和也只有76万,登州府辖区一州七县(宁海州、蓬莱县、黄县、福山县、莱阳县、栖霞县、海阳县、文登县)的在籍人口亦只有73万。到嘉靖五年(1526)100多年间,莱州府的人口仅增加了16%,而登州府的人口反而又减少了39%13。曹树基先生在《中国史》中指出,这时期登、莱二府人口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当地土著居民大批越海迁入辽东半岛所致。今天东三省居民中就有相当部分原籍胶东的掖、蓬、黄(龙口)等县。

  笔者认为,明代(多数村理应是洪武四年平川之后)从四川向莱州迁移军户之事是有的,佛台子村北方罕见的原产于四川的600多岁树龄的黑弹树,印证了王姓川籍的存在。这些军籍来到后,与当地居民杂居。由于各种原因,土著居民大量渡海关外,被编入军籍的当然不便外移,因此土著人口的下降,恰恰突出了军籍在人口中的比例。

  但按理说也不会像今天流传的那样,土著居民几乎绝迹,有的“先世失考”的村庄应该是后世讹传或者有意识附会的,因为现存的族谱大多是清以后所修,其所托的“四川”,照《乳山市志》对云南的解释来看是有道理的,即土著姓氏“为寻求族,加入迁入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这种现象一般体现在同姓的原本无血缘关系的几个村联修谱,久而久之,以讹传讹。(

  莱州市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地处东经119°33’~120°18’, 北纬36°59’~37°28’,东与招远市接壤,南依大泽山与平度市为界,东南与莱西市为邻,西、北濒临渤海之莱州湾,西南隔胶莱河与昌邑市相望。市境南北最大纵距53公里,东西最大横距68公里,辖11个镇、5个街道,1063个自然村,总1878平方公里,人口86万。

  汉置掖县,当时今境中掖、当利、阳乐、阳石、临朐、曲城六县。晋、南北朝及隋等朝,境内区划多变,难寻准确资料。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从掖县境域中分出当利、曲成、曲台三县。唐太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此三县重归掖县。

  唐朝初年,境内设立的地方基层体系是乡、里两级。其规制为:四户为“邻”;五邻为“保”;五保为“里”;五里为“乡”。以上意思是:四户人家是一“邻”;二十户人家是一“保”;一百户人家是一“里”;五百户人家是一“乡”。

  四户一邻,推举一户为一邻自治之首。二十户一保,选举一人为一保自治之首(后称保长)。一百户一里,设“里正”,多由一里中德高望重的担当。五百户一乡,设“乡长”,由一乡中德高望重的或贤明缙紳出任。

  备注:唐代设“村正”,始有“村”之称。唐前,乡间聚落多称“格”,也称陌、屯、落······“格长”是“村长”的雏形。

  乡长、里正出于“上传下达”方便,记乡间百姓的聚落之地为村、庄、疃、家,或冠以地名、物名等为村落名称,后来便沿习为村庄的名称。

  本县境域自金太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划定:东及东北邻招远县,西。南邻昌邑、平度县,与今市域基本相同,以后边界村庄虽有划进划出,但无大的变更。

  “中国吏治,至县而止”。历史时期对县以下的行政组织,文献记载很少。关于“境内行政区划及乡、村情况”,《掖县全志》中只能寻到清代及的资料,想了解清代以前的此类情况,除翻志书外,还需从一些古代名人的“札记”等书中获取。

  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莱州知府胡仲谟《邑志佚文》载: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莱州知府蔡恭留存府衙“架阁库”(档案室)的档案中,有洪武年间掖县知县朱荣(洪武七年至洪武三十年在任)于洪武十六年撰写的《掖邑聚落考》一文。此文对境内各乡、里、村落及民居情况的介绍比较详细。因有“地广人稀”及“纳,垦陈荒”之说,胡仲谟认为这是朝廷调查(察)山东各地人居情况,为向此作准备,朱知县因而撰写此文。“惜难入志,遂入邑书”(备注:当时胡仲谟正在组织毛纪等人编纂《莱州府志》,因此文难入《府志》,于是便录入《邑志佚文》书中)。

  关于小云南,一说为“豫南”之讹,亦有说在安徽,还有的认为“阴山之南,恒山之北,昔以云称”,如此便成了“云中之南”,这里姑且不谈孰是孰非.

  《莱阳县志》已对高比例提出质疑,认为:“以氏族论……宋庆历间……所载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岂尽转徙抑或丧乱?”9《乳山市志》的观点是土著姓氏“为寻求族,加入元末明初时迁入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如果对比的,......

  掖地东西长一百三十六里,南北长一百零六里,一城六乡,除掖城(府治县城)内外百姓聚居多些,五乡,超过二十户(足“保”者)居民的村,共有一百二十二个。境内超过十户、不足二十户的聚落(庄或疃)不足百个。多则七、八户,少则三、二或仅一家之聚落(以家或以地、物命名者)三百余处。全县居民共有四千一百九十三户,二万零八百四十六人。

  黑港口——淳于墓——大琅琊东至招远境,此线以北至海岸,为本县第一乡。因琅琊唐代出过进士王无竞,辛庄宋代出进士辛次膺,百姓传赞,一县荣耀,故以“进士”为乡名。

  西由,唐时即著名,数村近聚,自启庙会、集市,百姓勤农事,业渔盐,习绣织。少年读诗书,青壮追者很多。文明,民风淳朴,是一县的榜样。西由西北有三山,为秦皇、汉武祭海处,汉时即有聚落。

  朱桥,川原广袤,商贾并集。这里土厚水丰,有不少聚落很古老;汉时东莱太守杨震的儿子杨承在此落籍。“杨家”被世代颂传。其北迄西,隔海岸十里,民居星罗棋布,这些聚落多者十几户,十则三、两家,大多是宋、元间落籍于此的。这里前有沃野,后有海甸,百姓除种田、外,更有采黄金特业,是一县富裕之地。

  掖邑古镇莫于临近西由的过西。史曰:过,姒姓或任姓,黄帝之后,夏时侯国。书载:禹建夏,封过国。寒浞篡夏,封其子浇于过。过君败亡,过君的儿子改任姓蛰伏,苦励四十载,诛寒复过国。过西在“过都”之西,当时为防守军的营地。以后渐有民居,遂成聚落。

  太平湾,古为重要军港。隋唐两朝六次东征高丽,均由此出发。时至今日,也是我朝(这里是明朝)之重要军港和商港。此处历史久远,也很著名,周围有几个隋唐或宋代的古聚落,每处居民多超一保之数,皆随遇而安。另有几处小聚落,每一、二十户。虽有鱼盐之利,几多年来到此落籍甚少。这是因为地域偏僻的缘故。

  自临朐古城北三里处——连郭庄——沙丘城——龙冢庙 ——狼虎埠向东北至招远境,北至进士乡南境一线。本乡紧临过地,以旧封“良过”(今梁郭)为乡名。

  夏封“良过”后,周边便慢慢地有了众多聚落。灵山之西,另有几多小聚落,或三、五户,或一、两家,乡民乐于农桑,勤于耕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衣食温饱,安居无他求。

  良过之西三十里,有古城曰沙丘,乃商纣王所建跸宫,相传为秦始皇崩处。向西南二十里之“沙丘”余遗址多处。城东及北有十多处旧聚落始于筑城或周之初。沙丘城北七里,曾设鹿砦(军队设的障碍物——用数木的枝干交叉放置,以敌方人马前进)为城郭,有聚落曰:“北障”,因此而取名。城东立幢置古兽守护,“石柱”(古人对“幢”的俗称)之名由此而生。城西“连郭”曾是啥丘“城郭”之兵营地。另有一些小聚落,考址基年代久远,然而,战乱病祸几经没落,住户向上难数几代。这些聚落今朝始兴旺,常有流民落籍于此。

  婴里、平里店为春秋时齐国名相晏平仲所遗,淳于村旁有战国时名士淳于髡之墓,乐台为汉武帝祭天遗址,这些地方周边均有小聚落。

  元初,圣举全真道十八师、琅琊綦志远光耀家祖,綦家方名冠“紫罗”二字。另有一古村曰诸流,居民数十家,读书者多,人知礼义,三官庙香火四时不断,引邻者(“四户为邻”,此指临近小聚落)聚此,日日若市。东西有众多前朝的小聚落,每个都是十户以下,此不逐一列述。

  二十里堡北有一聚落名曰:军寨址,有后唐吕梦奇旧居,宋代吕氏“一门三相”即出在此,邑地沾荣,名传华夏。

  坊北向西至北行官道,向北至连郭庄为本乡西境;向南至东行官道,东行官道之十里堡(第一双堠处,在今蒲家洼村东岭上,俗称“堠顶”)——二十里堡(武官村)——三十里堡(旧有民居)——四十里堡(第四双堠处)——五十里堡(第五双堠处)——六十里堡(第六双堠处)——七十里堡(上堡)向东三里至招远境。北至良过乡南境。本乡武官村有灵虚宫,系金代全真道七真人之一,本村人生所建。故以“灵仙”为乡名。向北十里有无根枣、锯齿等聚落处,有元臣刘仲禄祭神遗址,也是定名“灵仙”的原因。

  本乡西端之城郭庄距沙丘城七里,为沙丘城之“城郭”,当时驻有军营守护城池,今为较大聚落处。城郭以西有淇水,旧为沙丘城“沙丘”之盛景处,周边聚落甚古,其东之罗家营,传为隋、唐名将罗成之兵营所在;其南之坊北村依唐代忠勇将军雷万春坊而立;雷家疃东北一带,乡人习武成风,历代以此得者甚多。

  城郭向东之驿道(指官道)旁,无甚大聚落。西曲城旧地有三、二十户人家。再向南为崮山,山下聚居五、七家,清清,沿沟多古迹,有汉时齐王韩信书院、试剑石,又有丹霞壁三字,传为韩信手书。清山绿水美如画,而画间缺少民居,真是可惜了的景致。

  驿道向东,朱汉与天保寨隔河而立。朱汉是夏代“诛寒(浇)”之地,天保寨为金代杨四姑(有书称杨妙真)兵营所在,两地似存杀气,虽系古聚落处,但人居不多。再向东有小聚落十余处,内有一戈姓聚落在本乡最古,传为夏过国所遗(过、戈同姓,为同音),皆依溪而居,植禾弄桑,饲鸡养鸭。无乱事忧心,有闲暇自在。

  城内三隅(当时尚未立西北隅村)及城外一隅(今南关)、三关为一乡。守围城池的“城郭”军营距城七里,三关、四隅居民耕种的土地最远距城七里。本乡境域为距城七里之地,也辖七里之内之村落,故以“七里”为乡名。

  本城自汉初修建,至今已一千五百余年。一千五百余年来,本城不仅是一邑之都,历史悠久;也是州、府之都,人居集中;不受“五百户为一乡”之规。

  汉高祖置掖县(公元前203年),依掖水(今南阳河)而建城池。(北魏)献文帝置光州,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固修城墙。(蒙古)乃马真后(称制)缮治莱州城(公元1242年),筑的皆为土垣。国朝初(公元1371年即明洪武四年)在旧城之北修筑本城,正南隅(旧城,今南关)如今是本县最大的百姓聚居地。

  正南隅内居者,可谓名家汇集;汉宰相李欣居里在西南街北;(晋)临海侯府旧址(侯史光,爵临海侯)在其左;衙(旧城中的衙门)后街金代出两名宰相(赤盏辉、徒单克宁);(元)王大用(即王居政)归来地方,如今王家可称是名门望族;历代致仕官宦迁在这里居住者很多,品级在县令以上的就有十几位。

  城外七里内也有不少大聚落;新城之北皆良田,秦前就有百姓聚居(今称北关),向东居户三三、两两延至“城郭”军营,今也成聚落(郭里关)。城西北有淇园,再西有司马家亭子(后演变成“满家亭子”),此两处原为商代建沙丘城时,向西南修二十里“沙丘”之遗,汉司马均致仕归来,购为己产,后周边也成聚落。

  城(指旧城)西五里堠,再西二里“城郭”大埠上,旧驻护城军营,营旁也有聚落(城郭大埠,今演变为果达埠)。城南光水(三里河),光州之福基。五里堠旁聚落,是元代进士毛镛故地。城东及东南,桃红柳绿,三、五户聚落,散点烟霞,逼真画图。

  关于小云南,一说为“豫南”之讹,亦有说在安徽,还有的认为“阴山之南,恒山之北,昔以云称”,如此便成了“云中之南”,这里姑且不谈孰是孰非.

  《莱阳县志》已对高比例提出质疑,认为:“以氏族论……宋庆历间……所载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岂尽转徙抑或丧乱?”9《乳山市志》的观点是土著姓氏“为寻求族,加入元末明初时迁入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如果对比的,......

  掖城向南官道,七里河桥——南十里堡——二十里堡(马驿)——三十里堡(白沙)——四十里堡(夏丘)向南六里至平度境,北至灵仙乡南境(掖城东行官道),东至莱阳境,南至平度境。本乡因寒同山有金代全真道所开七洞;平村有通仙观;马山有宋代皇姑庵、太极山为历代地,故以“神山”为乡名。

  本乡占地近一邑领地的四分之一,加南行官道向西十里划归本乡,民居才凑满“五百户为一乡”之数。纳,垦陈荒,久已为之。

  本乡山岭多,土薄地脊,十里无人居不为鲜见。临七里乡及向南平原一线聚落多些。神山后有小聚落甚古,传为“田单代齐”间其家族所遗。此聚落向北及向西之地皆归七里乡。

  洼有心,山有根,山根处土厚水美,国朝勋臣、越国公胡通甫之胡家顶下谷口处,有村曰:李家,旧有汉光武司徒李欣之居处,李发迹后居于城,其子孙之未迁者,还聚族在这里。山前有唐前聚落,永徽(唐高年)间,刘聿猎鹰受困绝崖事盛传于世。

  本乡多古迹,古迹旁多聚落;夏丘,为过君战寒浇后掩尸骨之大冢;留驾、御甲庵等为宋 (赵匡胤)微时流浪所经地;驸马茔留其女侄福环公主之遗憾;黄山因金、元间建黄真人祠而传名;大山之东马台石、、马场等有唐太征战时之遗迹;汉康王墓旁初有守坟人家,后迁来三、五民居,遂成聚落,今称古有村。沽河支流旁有众多小聚落,多则七、八户,少则三、二家,实为地旷人稀,未开化之地。

  掖城向西南官道,西十里堡——二十里堡(郎村)——三十里堡(杲村)——四十里堡(英村)——五十里堡(沙河)——六十里堡(驿塘),向西入昌邑界。

  沙岭张家向西北至海岸,向东二里(沟)——幸台村东二里(沟)——幸台武家东二里(沟、沿沟向上)——林家南二里处至西南行官道,为本乡西南境;沿官道至七里乡边,七里乡向东北官道至北二十里堡,为本乡东南境;临朐古城北三里处——连郭庄一线之良过乡境,为本乡北境。因历代朝廷祭海之所的东海神庙在本乡境地,海神护佑乡民身强财富,为记海神之恩,故以“龙德”为乡名。

  临朐为汉县城地,为本乡最大聚落处。城里之居常见汉时遗迹,城外居者多后世流民。今前朝(是指元代)定海侯杨春之府第在城中最为显赫。

  本乡境地东北、西南狭长,有较长海岸线,乡民以渔为业者多。福山之西南旧有“滑州”之名,盛产滑石。滑石雅称“莱玉”,为雕刻器物佳料,碎石碾成粉末也有大用。此处多小聚落,采石经营者甚众。

  向西有聚落曰东宋,为宋前聚落,民居延连足一里(一百户)之众。周边三、五户聚落甚多。近山业农兼营滑石、近海业渔也兼农。

  海郑,本乡大聚居地。至集日,商贾并至。海郑东西多溪流,周边诸多小聚落,居民多渔者,此处鱼酱、虾酱最有名。

  富积乡在本邑西端,东临神山、龙德两乡,北为大海,西与昌邑为邻,南与平度接界。因南有厚储异宝之山,北有富积海珍之水,故以“富积”为乡名。

  本乡汉时为当利县地,当利故城(在今旺侯家村一带)处,至今民居甚众,熙来攘往。向东、向南至汉代阳石(在今夏邱堡一带)县境,水丰土沃。有大聚落名郑村,地临大河,佳木繁荫,居户都很富裕。另有不少前朝小聚落,民循习业农,种桑植麻,洽和而居。

  大沙河穿境而过,东西两岸,土肥民稠。五十里堡(沙河)之东,五、七家依河而居之聚落有十余处。五十里堡(沙河)周边居者甚多,前朝自成的小集市,更有年年愈旺趋势。

  五十里堡之南有聚落曰:涩埠,地与平度接界,山石可烧灰。其西之浞河,为夏代寒浞所凿,有村曰浞里,因寒浞开河时之居所而得名。临浞里不远有两处聚落,居民自名大浞河、小浞河。而六十里堡(驿堂)左右,虽有良田,却只有几处小聚落。

  土山近海,山巅鲁王庙为宋初所建,传山下有龙潭,祷雨十分,然当地人只能指点井泉,而难言龙潭所在。山北一聚落甚古,有任姓人称其祖为夏过(国)先人,为避战乱(寒浞篡夏之乱)改姓任。

  循海西行约三十里,有聚落曰:海仓,旧时为宋、金海运故道,居民多以煮海为业。而土山向东,聚落渐多,一乡富舒,尽在此处。

  武洪二年四川莱州完全有可能,并们想象的不可能。人们普遍认为明 派傅友德于洪武四年入川,但并不知道明 朱元璋与夏 明玉珍之间的绝密关系。朱元璋与明玉珍是同同族关系,二人早有联系。洪武二年大夏国明升小在位,他完全可以遵从伯父朱元璋的旨意,安排四川成都一支军户转移到山东莱州。

  朱元璋利用外来军队设置卫所,大主要是中原平原元末大乱,山东西部有,东部主要卫所军队,和淮安府。本来山东淮北来往密切,有很多,但自然条件不同,有不同文化。

  @致远88699不知楼主在不在,我给楼主提供一个思。因为传说“南海北海扯了手”即海啸,所以胶莱河沿岸和胶州湾莱州湾人口锐减,这才。因为说洪武二年来的,还有平度昌邑胶州等等。如果不是海啸,我们的祖先得不到印证也不会把这句话传下来。关于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即将开始的战乱提前从四川逃离出来的,因出来太多,后又湖北填四川也是洪武二年。

  您好看了您的文章说洪武二年四川迁移山东应该推后,我的族谱是洪武四年从重庆迁移烟台的,你微信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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